當選UN人權理事會要職，中國被指“縱火犯當上消防局長”

中國官員成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協商小組成員，被國際人權組織和活動人士批評為“就好像找縱火犯擔任消防局長”，破壞人權理事會的信譽和職能。

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公使蔣端於4月1日被任命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協商小組成員，將在任命至少17名人權調查員，和審查言論自由、酷刑、法外處決和強迫失蹤等議題上發揮關鍵作用。

非政府組織“聯合國觀察”的執行董事諾伊爾（Hillel Neuer）評論道：“讓中國既暴虐又沒人性的體制來挑選調查全球言論自由、任意拘留及強迫失蹤的專員，就好像找縱火狂擔任消防局長。 ”

聯合國觀察稱，中國可在明年的聯合國特殊程序中，干涉遴選至少17名人權事務負責人，這些專家將負責調查、監督和公開報告特定議題，或者特定國家的人權狀況。

此外，中國還將協助審查聯合國重要人權職位的候選人，擔任至少五項面試程序的主席，並協助決定推薦誰能獲得任命。

中國填補人權理事會空窗期

今年恰好是中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空檔期，中國於2006-2012年、2014-2016年和2017-2019擔任人權理事會成員，並於去年卸任。但蔣端在協商小組補上了這一空窗。

目前，協商小組的其他三位成員是來自非洲乍得的馬卡易拉（Ahmad Makaila），斯洛文尼亞的斯塔德勒（Sabina R. Stadler）和西班牙的迪亞茲（Carlos Dominguez Diaz），最後一位待定。

“聯合國觀察”顧問、人權活動家楊建利曾於2018年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並當場被中國代表多次打斷，他告訴本台：

“這一次中國成為協商小組成員，再一次說明聯合國已經不能履行應有的職能。人權理事會根本就是一種擺設，擺設還是說輕了，事實上已經成為了為人權侵害者辯護的理事會。”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立於2006年，每年改選約三分之一成員，通過無記名投票進行，需獲半數以上選票方可當選。

楊建利指出，中國施加影響的主要手段有：買通小國、獨裁國等兄弟國、加大對聯合國機構出資和賄賂官員、派遣更多由中國政府控制的NGO等。

而中國的滲透痕跡可以從聯合國大會的投票記錄、成員國變更、會議發言等數據和文本證據上來追蹤。

中國在聯合國的版圖擴張已經引起美國和國際社會的警覺。一位聯合國內部的吹哨人賴利（Emma Reilly）於去年底向美國政府披露，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常年向中國政府提前告知參加聯合國會議的人權捍衛者名單，包括藏族、維吾爾族等異議人士。

楊建利稱，他和達賴喇嘛等人都在名單之中，他還一度被聯合國以中國護照過期為由，阻撓進入日內瓦“人權與民主峰會”會場。

美官員反對，但缺乏替代機制

多位美國官員公開譴責聯合國允許中國成為協商小組成員這一決定。美國國會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Chris Smith）5日發布聲明稱，中國的人權紀錄顯示，他們有系統地打壓宗教及少數民族，包括藏傳佛教、維吾爾和哈薩克穆斯林、法輪功和地下基督徒。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中國政府在售賣政治犯的器官。

美國國會湯姆蘭托斯人權委員會(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4日發推稱，“這是美國離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另一個不幸後果。”

早在2018年6月，美國就已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美國前常駐聯合國代表黑利（Nikki Haley）稱其為“侵犯人權的保護者，政治偏見的污水池”。

黑利在離任前試圖阻撓中國外交官夏煌擔任聯合國秘書長非洲大湖地區特使這一高級職位，但被聯合國無視。

楊建利指出，美國離開人權理事會，如果有計劃形成另外一個國際人權機制，這就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否則就是草率的：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出來，美國政府是不是有另外的計劃，要形成一個替代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國際人權機制。去年年底我們就在討論這個議題，但是被疫情擱置了。”

蔣端赴任，新疆香港問題難捋清

蔣端曾在2月28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指出，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外部勢力干涉，一些國家搞“雙重標准”，對極端暴力分子襲警視而不見。

蔣端還於今年3月一場國際研討會上宣稱，“新疆是中國反恐、去極端化鬥爭的主戰場。“

在美國的“改變中國”網站主編曹雅學表示，聯合國向來在新疆問題上嚴重缺席，秘書長古特雷斯始終不敢強硬譴責集中營，蔣端就任之後更是希望渺茫：

“在那個體制下，（蔣端）他們都是一些機器人，黨的喉舌。由中國政府推到那個職位上的官員，就像趙立堅，越強硬，官話說的越好（越吃香）。他再去拉幫結伙，在任命（人權調查專員）的時候，就不會任命對中國批評的人。”

楊建利指出，印度律師協會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控告中國，更具有一種像征意義而非實質作用，該理事會基本沒有執行力，不會解決索賠問題，最多作為公開譴責的發言平台。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薛小山華盛頓報道   責編：申鏵   網編：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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