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民主的春天——香港碼頭工人罷工的啟示
回歸後香港社會先後經歷兩次金融風暴的衝擊，產業空洞化日益明顯，貧窮人口不斷增加。特區政府只依靠國內外湧進香港的資金及其所帶動的投機炒賣活動維持本土經濟增長，然而這種整體經濟增長並不能借助「涓滴效應」惠及中下階層。2010年香港統計處出版的《行業集中度統計數字》報告顯示，不少和民生息息相關的行業均被大企業壟斷，如速食業、電訊業、運輸業以及包含超級市場在內的食品、酒類及煙草零售業等，全行業務收入超逾一半均由行內十大企業所佔據，大資本壟斷市場使得香港社會經濟的生存空間日漸逼仄。
今 天的香港，社會中下層向上流動的空間嚴重萎縮，他們不但不能分享經濟增長的好處，反倒要承受房地產價格高企及通脹所帶來的惡果，種種深層次社會矛盾並未得 到妥善處理及紓解，香港的社會及經濟發展已走到一個危險的臨界點。考慮到以上背景，我們最好將這次罷工理解為一次反資、反大財團的民主運動的先導，它開啟 了我們對民主運動的想像：什揦是民主運動，可以來一次民間的重新界定和嘗試。
碼頭工人罷工的啟示
從1925年 省港大罷工開始，碼頭工人就已經成為香港以至中國歷史的重要推動者，他們參與創造了新中國的歷史。沒有碼頭工人，就沒有香港的繁榮和經濟發展，這也是碼頭 工人罷工能牽動香港人神經和很多香港人參與其中的原因。資本主導的主流意識形態在香港被封為圭臬，可以挑戰的契機不多。可是，這一次碼頭工人罷工，讓大家 清楚看到香港社會存在嚴重的層層剝削。碼頭工人，要麼在高空作業，駕駛吊機，將巨大的貨櫃從貨車吊到碼頭，再從碼頭移至貨輪上去；要麼在地面作業，駕駛內 運車、以鐵筋固定貨櫃、理貨、驗櫃。有些工友直接受僱於香港碼頭公司，有些則間接受僱於外判公司，甚至會有二層或三層分包外判。大部分的外判工人是按工時 發工資，每24小時（相當於三個八個小時的工作天）港幣約1115至1300元左右，沒有用膳時間，也沒有醫療保障和獎金。工人通常每天工作16至24小時，旺季時，甚至需要連續工作72小時。不僅如此，工人的工作環境極度惡劣。他們常常在風雨之中作業，連上廁所、用餐都不得不在空中解決！在這樣環境下工作的碼頭工人，他們的工資卻連1997年都不如。此外，碼頭公司為逃避企業責任，將工人外判出去，導致工人遭受職業傷害，工業意外時有發生。
與動輒幾十萬上街遊行爭民主的情形成對比，當基層工人為生計而抗爭時，輿論往往以此類行動危及經濟發展──香港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等話語威嚇市民，似乎基層工人爭取生計的抗爭，與大眾的民主無關。
今次碼頭工人的罷工，一方面吸引了社會團體和大學生的關注；另一方面，卻引來很多的質疑。恰好，這一狀引起我們的思考：那就是，香港的民主運動究竟要不要處理基層市民的社會經濟問題？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有沒有關係？為什麼經濟民主一直不能夠提上議程？
反思香港民主運動
回顧歷史，香港民主運動的指向是先要求民主回歸，後爭取普選。從1980年代開始，香港人在爭取普選的路上走了將近30年，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目標主要放在立法會和區議會的席位，近年來雙普選更成為民主運動的唯一鬥爭。這30多 年，差不多兩代人在為實現香港的民主化而奮鬥，他們的付出讓人敬仰，其中也不乏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我們不得不說，在面對碼頭工人抗爭的時候，民主運動 是缺席的。香港民主運動很大程度上尚停留在選舉民主及其程式上，政治文化相當保守，因此不能回應香港社會深層次的矛盾。
選舉民主當然是必須爭取的，但如果將此當做民主的唯一甚至是最後目標的話，那麼我們可能要重蹈台灣民主運動的覆轍──長達半個世紀的血淚和犧牲，多少仁人志士為了民主化付出了一生的心血，結果卻是，趕走了一個國民黨，來了一個民進黨，引入WTO，外資（農產品）臨門，台資（工業）出走，台灣工人和農民失去生計。於是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罷我登場」，國民黨再由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登上政治舞台。半個世紀下來，政權輪流轉，唯一不變就是台灣的經濟結構和對財團對基層的盤剝。
實 際上，香港民主運動一向以對抗中央或反共作為動員的策略，對於隱藏於政權背後的政經結構和利益集團很少觸動，對影響民眾生活的經濟問題更很少提出解決方 案，因而，也就失去了基層大眾的有力支援。一年一度的七一大遊行，當然也不乏「打倒地產霸權」、「反對官商勾結」、「還政於民，改善民生」等口號，但是繁 多的口號除了能夠體現自由主義的多元民主觀外，卻缺少了整合分散的力量，更沒提出能動員基層和解決民生的抗爭策略。換句話說，在當下香港被稱為「李家城」 的現實下，我們的民主運動究竟打不打算挑戰這種經濟結構？抑或只在民主的口號下任由壟斷資本的權力無處不在，滲透香港社會的每一根血脈？
這 次碼頭工人罷工中，有論者已經指出，李氏帝國之所以如此專橫，視工人如草芥，靠的當然不只是富可敵國或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直撥專線，更是長期以來資本主義話 語對整個社會乃至意識形態的控制。在香港的政治文化中，任何稍微超出了「溫和」的抗爭都被指為激進，任何對現行經濟制度或大財團對勞工的剝削的揭露都可能 被冠之以「社會主義者喜好階級矛盾」的帽子，卻對剝削這一客觀事實視而不見。
在 這樣的運動傳統中，要想深化民主運動，在思想上，必須從「和平、非暴力」，和僅僅是選舉民主等自束手腳的框框裏面解放出來，構想更進步、更能面向基層經濟 民主的社會運動。勞工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因為他們在生產體系中往往備受資本剝削，因而內在地具有抗爭性。任何不結合勞工運動的民主運動和社會改造 方案都易流於空談，精英民主也自能是一種海市蜃樓。
從佔領中環到佔領碼頭
今次碼頭工人罷工運動的特點是以工人為內核、以公民社會團體為支援，這種正在形成中的運動模式預示覑香港民主運動的春天。
從 反對金融資本的佔領中環運動，到更為具體的反對壟斷財團盤剝的佔領碼頭，這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深化，也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希望所在。換言之，香港的民主運動要 想得到實質民主（而非限於選舉的程式民主），那麼必須站穩基層立場，走近基層的經濟生活，碰觸當下的政商結構，從而在經濟民主的旗幟下聯結和匯聚更多的基 層力量。
事實上，從2006、2007年的捍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運動，2008年保衛本地文化對抗大地產商的利東街；2009年 至今反對興建高鐵、保育菜園村的運動，乃至從未間斷的六四紀念活動，香港已經累積起一個對抗資本、反對威權、反思香港殖民的民主運動線索。在香港的民主運 動傳統中，這條線索是一種更為可貴的運動傳統，但在民主運動的論述中尚處於邊緣的位置。本次碼頭工人罷工運動既在某種意義上延續這種可貴的運動傳統，又開 創了一個新的起點！
以此來期待香港的民主運動，我們可以說，目前並非民主運動的生死關頭，也不是最後一博，而恰好是重新出發的春天。
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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