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維權路漫漫，逝者家屬受監控威脅

從政府瞞報導致公眾放松警惕，到權力介入醫療診斷、核酸檢測政治化，再到封城後後勤服務缺失、社區人員冷漠瀆職，新冠疫情的死難者家屬滿懷冤屈卻求助無門。受難者眾但追責者寥寥，維權之路彌漫著威脅、恐懼和壓迫。

2月1日，張海的父親因新冠病毒並發症在武漢一家醫院逝世，終年76歲。張海的憤懣無處發泄，他注冊了微博，試圖將名字叫做“血在手中”，但是微博驗證沒通過，他索性改名為“雪在手中”，以提醒自己莫忘報仇。三個多月了，他的內心從未能平靜：

“要麼解決我的問題，要麼把我抓起來，很簡單，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如果不敢為父親的冤死去追責、去發聲，我還不如一頭撞死。我怎麼向父親交代？”

張海提出三個訴求：1.追究地方政府瞞報責任；2. 武漢政府正式道歉；3. 經濟賠償。他通過微博微信和媒體發聲、公開籌款設立遇難者紀念碑、撥打武漢市長熱線，換來的只是警察的無盡騷擾，電話和社交媒體的全面監控。

張海：微信群成警察群，嚴防抱團

他的父親張立發是一名愛國老兵，曾受到核輻射落下終身損傷。張海在微博中寫道，“害怕您問我，兒子，我這一生無愧於國家，62年在青海海晏參加中國第一個絕密核武器工程，64年試爆成功的第一個原子彈就是在這裡誕生的……為什麼？為什麼卻落得這麼悲慘的結局？”

張海聽信政府的早期宣傳即新冠肺炎不會人傳人，1月17日把父親從居住地廣東送到武漢就醫做骨折修復手術，住院一周多後就感染病毒，不到兩周就搶救無效去世。對他來說，這就是一場“他殺”。

張海形容自己從前是個一心照顧好小家庭、沒有政治理念，甚至有些麻木的普通人，直到父親的死亡帶給他無法消彌的傷痛和憤怒：

“去世的是我的父親。我很愛國，但我更愛我的父親。中國人有句老話，事情不落在自己身上，就沒有心痛的感覺。”

不過，他仍然堅信，瞞報和濫權的是基層人員，如果中央政府或者習近平知道真相，就可以公正處理他的冤情。自2月1日張海父親去世以來，武漢公安、武漢商業服務學院的人反復警告張海不要接受外媒采訪。回到深圳之後，張海多次受到深圳南山區派出所的問話。

家屬不僅不能發聲，也被禁止抱團取暖。張海曾見證一百人的家屬微信群被封，群主被警察上門訓斥。他現在所在的家屬群也充斥著網警，很難討論維權策略，大家只能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因為只要有人號召聯合超過5個人就會被抓：

“武漢有個家屬，公安到他家，明確地說，如果維權召集超過5個人，肯定要被抓。要維權，你自己去。”

武漢互助共濟會（群）的志願者張毅曾遭到警察十多次訓誡，微信群也被多次拆分解散，他告訴本台，“大陸從搞‘網格員’開始，大概有四五年，目的就是沙漠化，不讓你們聚集。警察認為，對付五個人有困難，現在就盡量讓你們一個一個的，不要互相聯系。”

據本台早期報道，基層社區安插的一名網格員要負責監視網格內15-20戶居民，如同中國歷代王朝的甲保連坐制。

劉沛恩：嚴禁發聲、威脅家人

3月底，和張海有著相似經歷的劉沛恩在武漢官員的陪同下埋葬了父親的骨灰，官員拍下葬禮照片後離去了，但是這對劉沛恩來說，只是維權之路的開始。

劉沛恩的父親劉偶清曾任武漢市糧食局書記，今年1月6日依照待遇去協和醫院做一周多的住院體檢，不料出院前一天就開始高燒不退，29日去世，死亡原因是“疑似新冠肺炎”。

劉沛恩開始在網上發文發視頻討論疫情，並接受《紐約時報》等外媒采訪，說地方官員寸步不離地跟著他領骨灰。湖北官媒《長江日報》也為劉偶清留下一篇新聞，寥寥六十字，“劉偶清系湖北省武漢市人，1961年8月參加工作，1865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謝謝你，《紐約時報》。由他們來講述父親的生平和貢獻很悲哀。”劉沛恩寫道。

他的行為引來全面監控，以及警察和社區的人上門警告他要考慮11歲的女兒的求學和生計。劉沛恩4月9日在美國視頻平台油管公示：

“我答應了警察一個月不在國內發聲，不接受境外媒體采訪，警察還提到了陳秋實。警察也簽了責任書，看緊我，我也緩和一下，進去了就沒法抗爭了。”

劉沛恩人在武漢，他深知在國內起訴政府，只會讓自己消失。關於如何有效維權，劉沛恩認為，訴苦賣慘都沒有用，政府早期瞞報信息是最關鍵的突破口，盡管多篇媒體報道和視頻被刪帖，家屬全套保留，都是鐵證。他已經醞釀好下一步計劃，但是暫時無法向公眾曝光。

一推二嚇三騙，家屬最終放棄維權

自三月初發起成立“新冠法律顧問團”，旅美公益人士、福特漢姆訪問學者楊占青收到了十多個維權申請。而維穩部門也緊隨其後，目前已有至少兩個家庭因不堪威脅放棄維權。楊占青的表弟也遭受兩次傳喚。

一位當事人的商業保險只能賠付給確診病人，醫院不肯公布核酸檢測結果，而單位領導逼迫她刪除英文媒體的采訪文章；另一位當事人的父親在隔離酒店被疏於照顧後去世，她在聯絡楊占青後遭到戶籍地派出所的長臂管轄和威脅。

本台致電微博名為“哭泣的亡魂”的逝者家屬，但是她表示不能接受媒體采訪，否則可能會危及生存。

她在這次疫情中失去了24歲的女兒，並在網上質問, “那些始作俑者、不作為亂作為的市政府官員，竟然沒有一個人被追究……但是我可以明確的告訴他們，沒有一個公正的說法，死了的人不會同意，活著的人更不會答應！”

楊占青說，家屬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政府的打壓，一方面是警察、社區、當事人工作單位的威脅。其次是取證困難，大部分醫院不願提供病例復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主動權、忌諱媒體可能會讓維權難上加難：

“大部分維權者非常被動，把自己孤立起來，很難得到社會關注。他們在群裡很少主動維權，指望著張海往前衝。一聽說張海被警察找，大家比張海還緊張。”

香港執業大律師、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認為，數據監控升級了恐懼，有十幾個人找楊占青援助已實屬不易：“比起汶川地震那個時代，大家能夠組織團結起來維權。現在打人打得太快了。整個大數據的監控管理能掌握每個人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情，把維權抗爭壓在萌芽狀態。”

鳥盡弓藏，志願者遭清算

2020年4月19日起，端點星網站的三名90後志願者被警察拘押，陳玫家人至今未收到被捕通知書，蔡偉及女友分別以“尋釁滋事”、“尋釁滋事與包庇”為由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成立於2018年的端點星致力於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備份微信、微博等平台被刪文章。陳玫的哥哥陳堃告訴本台，至今無法確認這個案子是否與端點星有關，也沒有陳玫的下落，朝陽公安局、昌平派出所等機構輪番踢皮球，甚至律師本人也遭三個警察帶著攝像頭上門警告。

弟弟的消失讓陳堃想起了在汶川地震後獨立調查豆腐渣工程而被判刑五年的譚作人，“到底是什麼人在辦案？政府到底認為哪些事情對它有好處？哪些沒好處？沒法猜。我們不知道政府在按照什麼樣的標准在做。”

2014年，中國第一家民間教育公益組織立人鄉村圖書館被關停，理事會成員在抗疫標語上寫著“焚而不毀，向死而生”。

陳堃作為立人大學的最後一屆總干事被監視居住八十多天，期間被吊打和電擊。陳玫也曾是立人大學的學生和志願者，陳堃沒想到弟弟會在六年後經歷自己遭受過的一切。

“我相信所有志願者在一月底、二月初，不論是分發物資，還是整理信息，沒有人想過自己在做著一件有危險的事情，肯定都不是衝著 ‘我要危害國家安全’去的。到了三、四月，開始被喝茶、傳喚，甚至像我弟弟被抓。這很讓人心寒。” 陳堃發問，“萬一幾年之後，又有一場災難，那個時候如果還有人想做志願者，他還敢不敢做？”

本台致信多家志願機構是否受到官方壓力，比如“華科NCP”、“A2N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武心援團隊”，截止發稿皆未回復。

“nCovmemory”項目組是另一個系統收集、保存疫情深度報道的網站，端點星出事之後該網頁也被關閉。他們在回復網友查詢的郵件中說，成員都安好，不必掛懷，“為了規避潛在的風險，我們把網站設置成了私人可見，不再公開。”

此外還有多家民間組織自發搜集新冠患者和逝者名單，如“jilufeiyan”、“wuhancrisis”、”“新冠病毒：未被記錄的Ta們”。端點星事件後，本台多次聯絡一位身在大陸、參與“wuhancrisis”項目的匿名志願者，未再收到回復，撥打電話則是空號。

鄒幸彤認為，志願者所累積的信息在民間自由流通，是中共最不能容忍的：“中國政府在用盡一切辦法控制關於疫情的議論，鬥爭的長臂不僅是國內，還要控制國際怎麼理解疫情。它的控制角度是關於疫情的資料、信息，如果民間有它控制不了的人，哪怕僅僅是記錄，也不能容忍。”

張海於5月4日發布的籌資立碑公告，召來警察變本加厲的騷擾。劉沛恩和張海通話，勸他三思，極有可能會被扣上“非法集資”的帽子然後被捕。

5月6日，張海在微博宣布，放棄立碑紀念，將捐款一一退回。網友勸慰他，“你試過了。很勇敢。我們人人心中都有一個碑”，“留存一個信念在心底，保護好自己才有實施可能，保護好自己！”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薛小山華盛頓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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