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同志血淚爭平權 權利不是天上掉下來

同性戀議題在台灣被看見，歷經無數生命衝撞、消逝的血淚軌跡，他/她們和家人承載異性戀社會的壓力，突破愛的鴻溝，向世人證明愛可以無限。台灣以亞洲最大規模同志游行（Taiwan LGBT Pride），證明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同性婚姻合法，不是天上掉來的權利。

“孩子們，你們要勇敢，天地創造你們這樣的一個人，一定有一道曙光，讓你們去爭取人權，要做自己，不要怕。我曾經誇過海口，我救不了我的小孩，我要救跟他一樣的小孩。”

葉永鋕的媽媽，在失去兒子10年之後，站上南台灣高雄同性戀游行舞台講話，令與會者淚流滿面
 

葉永鋕在國中三年級的某一天，就像往常一樣，趁著下課前，獨自去上廁所，躲避同學，結果意外倒在血泊中身亡，死因眾說紛紜。

“娘娘腔”遭霸凌案 催生性別平等法

葉媽媽曾描述，兒子比較女性化，同學們常要脫他褲子“驗明正身”到底“是不是男生？”令兒子恐懼上學。葉媽媽多次向學校反應，情況並未改善。

葉永鋕死亡，學校校長等三名行政人員被以過失致死罪遭判刑。

葉媽媽身為校園性別霸凌事件的受害者，她化悲憤為力量，成為鼓舞“葉永鋕們”勇敢爭平權的先鋒。

這位農村婦人面對群眾，挺直了腰杆說：“你們沒有錯，有很多父母為孩子這種事覺得丟臉，等失去了孩子就像我，無知！真的無知！不是我的無知，他不會死。”

2000年葉永鋕事件，催生出台灣2004年<<性別平等教育法>>。該法案明確規定，保障不同性別特質、性傾向學生和教職員均應受到尊重。教育部還以葉永鋕為題材拍攝“玫瑰少年”紀錄片，發送至全台校園作為性別平等教育教材。

法律最終只是人權保障底線，“中性”或是“不像男生”、“不像女生” 這種意識上的性別框架，仍存在台灣校園。

2011年10月，一位個子嬌小、常被嘲笑“娘娘腔”的13歲國中生楊允承，留下遺書，從自家7樓墜樓身亡。而此前一天，台北剛剛舉行了5萬人規模的同性戀大游行。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現在會在這個大熱天，大家還願意站上街頭，其實我們就是希望我們可以成為那個網，去接住更多因為這些事件而墜落的一些靈魂，我們希望可以成為承接他們的網子，讓每一個孩子都可以平安快樂的成長。”

這是一位不願具名的21歲男“同志”，在2月9日參加苗栗第一屆同志游行時，對本台記者講出的心聲。他本人已經向父母出櫃，但擔憂父母可能遭受親友異樣的眼光。

青少年同志輕生 引社會關注

1998年3月，一則青少年同性戀輕生的新聞報導，讓幾位同性戀平權運動參與者震驚心痛，由此成立“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簡稱熱線）”。20年來，“熱線”接聽了上萬通諮詢電話，提供同志及其家屬尋求認同與情感支持的渠道。

多年來，同性戀平權運動走過了曲折的道路。2017年，大法官釋憲保障同性婚姻合法，並確立了在司法上給予同性戀婚姻平權。但去年底對同性婚姻問題進行全民公投，多數投票者還是支持了民法規定的“一男一女”婚姻原則，因而重挫同志社群。

長期推動同性婚姻立法的民進黨立法委員尤美女形容這是“黎明前的黑暗”，要堅持“最後一哩路”。

不過，公投後一個月內，據統計至少9名同性戀傾向者輕生。而這已經是台灣同性戀平權運動走了30年後的2018年底。。

21歲的男同志艾格接受自由亞洲電台采訪，講到有人沒撐完“最後一哩路”時，哭了起來，

“公投案同志婚姻沒通過，隔天有人輕生，我蠻難過，不要輕易下車，就是不要輕易下車，因為終點還沒到，我講到會哭掉……”

本台記者從台灣衛生福利部統計處和自殺防治中心了解到，因同性戀問題而自殺的人數沒有具體的統計數據。

同性戀群體則透露，有些自殺者在遺書中寫明同性之愛不被接受，但學校和家長不願證實，所以數字難以統計。

同志出櫃：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

2019年5月18日，台灣立法通過同性婚姻專法隔天，兩對同志伴侶參加了“宣導去除愛滋污名”的世紀平權婚禮。

其中的男同志伴侶蔡文俊說，他小學六年級就喜歡男生，想抱對方、親對方，曾被媽媽要求喝符水、改運、看醫師，試圖“矯正”，以前總是強勢反駁媽媽，長大才體會到媽媽沒有錯，只是不了解同性戀，關系逐漸改善。

他的另一半陳宣佑坦言，曾順媽媽的意去交女朋友，想成為媽媽所謂的“正常”，結果一切變得不正常，最後他向媽媽攤牌說，再強迫他違背性向，將失去“兩個兒子”。

物理治療師Amber和薩克斯風老師黃敏惠，身披白紗，這是兩人“第二次結婚”，她們說上次父母不願參加婚禮，這次則親自見證、祝福，意義非凡。

黃敏惠提到，她和Amber在國高中都留短發，不用出櫃，別人就看得出她們是很T（男性化）的女孩子。以前曾向父母出櫃，但她和父母曾認為，如果她把頭發留長，或許可以改變性向。直到認識Amber，黃敏惠才正式出櫃，讓爸媽知道這是她想廝守終生的人。

黃敏惠說：“在台灣社會中，有非常多相愛的兩個人，因為同志身分，最後是被爸媽拆散，我很不希望愛到水深火熱的時候，被爸媽拆散，這樣感覺很不好受，所以我就是在剛跟她交往的時候，就鼓起勇氣跟爸媽講了這件事情。”

黃敏惠說，異性戀要邀請新成員進到家族，也要花一段時間，這就像同志的自我認同也有一個過程。她們通常不會在發現自己是女同志的第一刻就非常堅定，而是會反覆很長時間才確認。

這幾年，台灣同志運動見證了愈來愈多的同志父母站出來。

女同志Cindy媽媽接受本台采訪時透露，她知道女兒喜歡女生，怕老伴會很生氣，隱瞞了10年，後來女兒自己跟爸爸講，想不到Cindy爸爸說：“這樣很好啊，能找到自己真心愛的人就最不容易、相愛就好，沒有關系。”

回想女兒第一次出櫃，Cindy媽媽坦言：“內心很澎湃，說怎麼可能？因為我們是異性戀，怎麼會生同性戀出來？就是一直好像覺得很奇怪的事，後來找了很多資料仔細看，這就是天性，沒有誰有錯誤，所以只要她們能夠快樂生活，往後有人陪伴、有家人，這樣我們做父母的，也會放下心中的大石頭。”

Cindy媽媽還提到，女兒的孩子和異性戀兒子的孩子也很快樂地融合在一起，享受三代同堂的天倫之樂。

Cindy爸媽還積極上街，參加為同性戀爭平權的行動。Cindy爸爸說，他後半生就是要為女兒的幸福抗爭到底，爭的是一個平等，不讓她受歧視。

台北同志游行：亞洲第一

台灣第一個殘障同志團體“殘酷兒”團長Vincent回憶，2003年台北第一屆同性戀游行，雖然只從西門町紅樓走到台北新公園，但短短的距離，已寫下華人歷史。

“大家在游行之前就一直講說，我當天出現的時候，是不是要戴面具、帽子？把自己遮掩起來？可是那天很意外，當走到馬路上的時候，大家有共同的認同，我為什麼遮蔽我自己？我為什麼不要做我自己？所以當天大家都用自己真實的面目走在大街上，宣示自己是同志。從那一年一直到現在，大家可以看到台灣的同志再也不再遮掩，勇敢地做自己。”

台灣同志游行在台北場連辦16年，從2003年第1年500人到去年14萬人。這幾年“彩虹下鄉”，縮短了城市、鄉村對同志認知的差距，更擴及高雄、台中和東部舉行。日前同志團體首次進入民風保守的苗栗游行，沿途可見稻田、三合院。

10多年來，Vincent總是推著輪椅游行走在最前線，他說，每年台灣同志游行，有很多中國同志參加，同志爭取人權不是要顛覆國家或顛覆什麼，只是希望同志朋友愛自己，愛自己不是一種罪，而是一種本份和責任。

Vincent主持廣播節目時，就曾向中國大陸同志喊話說，如果那一天中國同志開始游行，他也會坐自己的“烽火輪”和他們站在一起，呼吁他們不要放棄希望。

Vincent還說，這麼多年，不管是廢除核電、身心障礙、勞工、移工、環境等議題的社會運動，同志走入各族群關注聲援，不會自我隔絕於同志圈只爭取同志人權。

“謝謝大家跟我們一起，在下雨的時候，等到天晴……”

在台灣同性專法通過當天，台北下起了雨。數萬民眾聚集在立法院，在雨中等到下午天晴。台灣婚姻平權大平台總召呂欣潔哭花了臉，感謝支持者永遠作為後盾。

呂欣潔接受本台采訪時指出，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同志婚姻合法的主要原因是台灣有穩定的民主制度、成熟的公民社會，人民習慣上街表達訴求，跟政治人物爭權益。日本民主制度穩定，但公民社會沒那麼蓬勃，台灣經過2014年太陽花運動洗禮，年輕世代更積極投入改變社會。

從更長的歷史背景看，1974美國醫學會將同性戀從精神病除名，1987台灣政治解嚴，2004年<<性別平等教育法>>上路。呂欣潔認為，在這之後出生的孩子能認識和尊重不同性別氣質、性傾向，這也是20到30歲的青年人支持同婚比例達85%的原因。加上資訊流動，社群媒體全球化，受國際同性平權進步議題影響，這是世代價值觀差異的議題，不是政治立場的差異。

2016年，支持婚姻平權的民進黨籍總統蔡英文上台，並且國會首度以民進黨立委占多數。與此同時，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婦女新知、同志人權法案游說聯盟，和GagaOOLala同志影音平台等五個團體組成“婚姻平權大平台”，向新政府新國會推動修改民法草案。當年，在總統府前凱道舉辦的“為生命不再逝去，婚姻平權”音樂會，催出25萬人在場的氣勢。

呂欣潔點出推動婚姻平權最大困難在資源不夠，而反對方卻資源強大。反對平權的教會曾獲企業七億新台幣捐款，在電視上散播假消息，小團體卻不得不疲於奔命。另外，2017年釋憲後的近兩年時間裡，政府對婚姻平權態度也不是很明朗。

呂欣潔說，去年底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敗後，政府比較積極處理假新聞，婚姻平權大平台就把更多力氣放在了法案游說和分享同志相愛想成家的生命故事，以激發社會同理心，傳遞正向影響力。

立委尤美女強調，同志對婚姻平權奮鬥將近半世紀，權利不是天上掉下來，是同志現身爭取而來。

先有婦權運動  後有同志運動

尤美女曾被反對派打爆電話，威脅讓她下屆立委落選，但她仍堅持婚姻平權是人權：“尤其台灣婦女運動有很多女同志參與其中，提升台灣婦女人權，今天同志有結婚需求，要義無反顧協助他們，而且這也是世界潮流。”

尤美女是台灣早期婦女運動團體的骨干。台灣在1982年戒嚴噤聲的年代，尤美女曾加入一群女性主義者，成立“婦女新知雜志社”，37年來倡議了多項性別政策改革，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等法律制度。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社工主任鄭智偉分析，台灣在解嚴後，社會運動蓬勃興起，婦女運動為同志平權運動提供了養分，並且相關的學術領域也比較自由。民進黨執政時期，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等法案，為台灣職場和社區提供了討論性別問題的空間，使得同志群體有資源推動婚姻平權、同志人權等議題。

鄭智偉強調，婦女運動的一個重要作用是衝破了父權社會的框架。台灣最早能談同性戀問題的就是婦女運動。她們談女人不只有一個樣子，女人不只愛男人，有一些愛女人。婦運的前輩學者還在學校開設婦女研究、性別教育等課程，培育了非常多具性別意識的學生投入性別運動、同志運動。

鄭智偉提到，每次跟亞洲同志運動參與者交流都會談到，缺少民主是推動同志人權最大的困難。像中國和一些伊斯蘭國家，不太容許有多元聲音出現，也不容許上街抗議，和到學校談性別平等教育等等。掌權者甚至祭出暴力和嚴刑峻法來懲處這些言論和行動。

鄭智偉也指出，中國大陸地下同志運動組織非常關心台灣同志婚姻平權議題，也會邀台灣同志運動伙伴去分享。但自從李明哲赴中國被秘密拘禁判刑後，台灣非政府機構工作者對前往中國大陸增加了擔心，現在最經常的辦法就是雙方“約香港”。

鄭智偉認為，中國已有女權運動者被抓，中國最大問題是不知道做什麼會被認為是違法。

同性婚姻法一路坎坷

雖有婦權運動在前，但同性婚姻法在法律上仍然一波三折。
早在2006年民進黨立委蕭美琴就提過同婚法案，連一讀都沒有進入就遭封殺。

在同志平權運動上，主攻法案的台灣伴侶權益促進聯盟（簡稱伴侶盟）於2012年草擬了“多元成家”三法，包括伴侶制度法、家屬制度法和同性婚姻法，於2013年送進立法院。前兩者沒有被接受，只有婚姻平權取得了政治機會，但進到一讀時，後者就因為社會對立分歧沒有再審議。

2014年伴侶盟開始幫同性戀平權標志性人物祁家威，打同性婚姻平權釋憲案，並在2017年5月24日贏得司法院大法官釋憲，確定要保障同性婚姻權。

2016年三黨立委各提了婚姻平權法案，法案在司法法制委員會一直沒有審議，2017年釋憲成功後，2018年又進行了公投。雖然公投失利，但行政機關依釋憲和公投結果又提出他們的版本，進行推動，直到今年在立法院審核通過。

台灣伴侶權益促進聯盟秘書長簡至潔認為，台灣成功的原因在於，相比於亞洲其他國家，台灣有較健全的民主制度，公民社會活躍，同志團體也很努力，亞洲第一個同志游行就出在台北，再加上比較奏效的法制化策略。

簡至潔說：“伴侶盟強大律師團法律策略評估蠻精准、靈活，不放棄所有可能，立法不通就走司法、走公投、做地方游說，先促使地方政府開放同性伴侶注記，每年變換策略，只要有政治機會就往前推進。”

法案雖成功 社會需進步

不少非政府機構認為，整個過程中，重要的一環是促進社會尊重不同性別差異，葉永鋕就是標志事件。

簡至潔說：“<<性別平等教育法>>  2004年通過，台灣在世界上算很早通過，要求各級學校性平教育必須包含同志教育，國中、國小開設性別平等課程，台灣年輕人對性別平等意識，在近十年有蠻大的翻轉。”

簡至潔還認為，台灣不曾把同性性交列入刑法，就減少了將同志“除罪化”的阻力，
“有肛交罪的國家，例如基督教、天主教背景國家，往往會處罰同性性行為，加上被殖民國家留下肛交罪，像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很多國家有把同性性交或肛交罪拿掉的除罪化歷史。”

但簡至潔認為，在推動性別平權意識上，台灣有自己辛苦的地方，“早期台灣是有戒嚴，1960年代一個男生留長發走在路上，會直接被警察要求當街幫他剪頭發。台灣的歷史曾以男不女、女不女論妨害風化判罪。”

簡志潔說，台灣社會對同志議題認識不夠，以為是一種病或癖好。伴侶盟為此推動多元成家法案、推動婚姻平權等議題，在社會中開啟了對相關話題的多重對話，使民眾變得不再像以前一樣視這些話題為禁忌。不過，反同團體到現在仍認為同性是可以被矯正的。這表明“同性戀不是病”這個社會教育還要繼續。

簡志潔還強調，跨國結婚和收養子女的法律配套還不完備，離“婚姻平權”還有距離，也是未來要努力的。

立委尤美女認為，台灣同志婚姻合法會給中國、香港、澳門等鄰近地區帶來鼓舞。她呼吁同志自己挺身爭取權益。

記者:夏小華  責編: 陳美華/王允  網編：景銘

本新聞由自由亞洲電台提供